寿州军撤守涡水、泗水之间的土地也已经有些年头了，但这些年战事不休，民生凋弊，四五万兵马疲惫。

寿州军非但不能突破林海峥、赵无忌所率的下蔡、许陈防线，近年来还被梁军的下蔡、许陈兵马不时穿插、渗透进来，掳走数以十万计的民众。

随着荥阳失陷，禹河一部分大水侵入涡水，寿州军的处境就变得更加艰难。

相对来说，徐泗军的情况要好得多。

首先徐泗军与杨元演的淮东军，这些年来在淮河下游两岸相安无事，主要是在洪泽浦的东北片沿岸，防范梁军水师的袭扰。

徐泗军所承担的军事压力，要比直接面临梁军下蔡、许陈两路兵马的寿州军轻得多。

其次司马氏以徐州为基业，扎根逾三十年，投附朱让后，又趁机将势力扩张北部的济州、密州、沂州，据徐州，辖济密沂泗海四州，坐拥二百万军民。

按照道理，司马潭从徐州征调十万兵马都绰绰有余，但奈何司马潭这老狐狸，面对朱让的令诏，一兵一卒都不想派来用于牵制极可能会从孟州北攻太行陉的梁军，难不成还指望徐泗军会进入汴梁，与梁军主力决战？

司马潭及司马氏的其他人物，是不是早已在打别的主意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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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对岸有颇高级别的敌将在观望这边……”

韩东虎勒住马，跟韩谦禀报道。

韩谦也无意接过铜望镜去观察对岸的敌情，禹河大水从大坝缺口借渲泄而下，水势湍急，中小型舟船都抵挡不住漩涡，而东梁军又没有造大船的能力。

对岸武陟、汴梁集结七八万东梁军，即便敢跟他们一战，也只能望水而叹。

韩谦在此时御驾亲临孟州，一方面视察军情防务，但除了李知诰、郭荣等随行人员外，还有右内史府的周道元等政务官员陪同，视察孟州境内的水情。

华潼府、洛阳境内以及北岸的河津府、绛州府，禹河两岸受华山、邙山、嵩山、襄山、历山等山体的夹峙，不管夏秋时水势都有多大，都难侵害两岸，洛阳境内的水利工程，主要是防治伊洛河的水患。

甚至荥阳府境内，大部分地区的地势颇高，也无惧禹河水患。

然而从荥阳、孟州往东，进入平原地区，禹河水患就严峻起来。

而更关键的一点，荥阳以西，禹河受山体夹峙，水流湍急，泥沙沉淀少，河床没有什么淤积，但到荥阳往东，进入平原地区，河道放宽数倍，水流骤然放缓下来，大量从上游携带下来的泥沙，大量沉淀。

三四百年间泥沙淤积的后果，就是禹河中下游都已经变成半悬河，两岸的遥堤越筑越高。

然而当世遥堤皆是泥堤，禹河除夏秋时有大水，寒冬及春初又有汛期，稍有疏忽，大水或冰凌便破堤而侵两岸的田宅，

几乎逢年都有水患，要比长江、淮河沿岸都要严峻。

韩谦要求新成立的雍州行省，关注渭河两岸的林草及水土保持之事，但下游已经被泥水沉淀抬高的河床，要怎么治理，却是难题。

道理很简单，后世已经总结，主要集中在“束水攻沙、分洪淤滩”八字之上。

然而，沿禹河两岸，如何去修造能将水势夹住、使之湍急起来的坚固窄堤，以及在两岸必要处留下泄洪、分洪的缓冲带，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。

为之，韩谦去年直接在右内史府之下设立禹河都水监，研究治理禹河水患的问题，这时候计划在孟州设置一个专门的衙署，将一些工作现在就着手准备起来，而不是等到彻底收复河淮地区之后再考虑这些。

“孟州境内，多为大梁子民，此前为叛军、胡虏所侵，生存艰苦，都水监衙署集中精力，将孟州境内的水患根治掉，不仅地方钱粮有增益，民众得其便，也会尽数归心……”

韩东虎身兼孟州府制置使，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军事防务上，晋南战事要是顺利结束，他也必然要从孟州调离。

韩谦的这番话，主要还是说给都水监以及安吉祥、顾明府等地方官员听的。

这时候一艘官船往南关河码头停泊过来，韩东虎眺望过来，说道：“应该是冯翊大人，陪同蜀使曹干过来了。”

“那我们去南关河桥，等他们过来。”韩谦说道。

南关河桥早初是一座浮桥，李秀驰援垣曲，便是夺南关河桥通过孟州南部地区西进，此时在浮桥附近，一座长逾百步的铁桥梁正在架设中……

这座铁桥梁贯通之后，重载马车往东有驿道通往卫怀等地，而沿南关河东岸，亦可走陆路前往沁阳，继而将作战物资直接抵达太行陉的南口。

铁桥梁以混凝土柱为桥桩，当前的桥梁以重载马桥双向行驶为标准，宽八步，以后世的眼光看异常狭窄，但在当世却要算大型工程了。

何况大梁目前每年都要造好几十座这样的铁梁桥，所体现的国力就更叫人瞠目结舌了。

曹干在冯翊的陪同下，下船后换乘马车，沿南关河西岸的渣土道北行六七里，赶到南关河桥，与韩谦见面。

赵孟吉归降洛阳之后，韩谦三月份曾遣陈致庸、王樘二人代表大梁，出使成都府见王邕，告之有一部分归附将领、武官，希望返回蜀地定居，韩谦同时也希望将一部分将领武官的家小迁到孟州、洛阳定居，以归化人心。

王邕对陈致庸、王樘礼遇有加，也没有要撕破脸的意思，但对韩谦的这一要求却置之不使。

陈致庸、王樘在成都府逗留了一个月，就直接赶到叙州，接替任届期满的乔维阎、张广登出任叙州府知事及兵备使，大梁与蜀国的关系勉强维持现状。

却也不是王邕或曹干、景琼文等几个近臣态度如此坚决，实质是面对梁军在北线连连斩获大捷，蜀国内部将臣对梁蜀关系就产生极大的分歧。

国与国之间，终究是利益为先，两国盟约得以维持的基础，最为重要的是谁都没有谁吃下谁，或者说即便是弱小者，也要有令对方投鼠忌器的底气与实力。

没有谁会认为梁蜀盟约能永久都不变质的维系下去。

轵关陉一役，梁军重创蒙军的消息传到成都府，对蜀国君臣的惊忧是难以想象。

王邕、曹干、景琼文他们当然知道韩谦治理之下的棠邑军战斗力极强，但河洛形势如此笨拙，三面受敌，韩谦前往洛阳禅继大梁国主之位，接手又是残地、又是残兵，何况两军融合又绝非容易之事，彼此之间的猜忌最难化解。

他们原本以为韩谦即便能勉强守住河洛，也必然是苦苦支撑，或许需要煎熬十数二十年，才有机会稍稍使局面改观过来。

蜀国当时犹不犹豫的选择往渝州增兵，以威胁楚国的西翼，也极为爽利的同意梁国从川北采购粮谷运入梁州，帮梁州军民度过饥荒，当时就是担心韩谦不能在河洛撑住，致使河洛、汉中悉数落入蒙军之后，接下来蜀地会遭蒙军铁骑的践踏。

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，韩谦不仅守住了河洛，不仅顺利完成两军的融合，顺利将朱裕留下来的一批旧臣前将都很好的用于麾下，甚至接连斩获大捷。

他们没有想到蒙军会如此不堪一击。

轵关陉一役，看似梁国新增的疆域、人口并不是十分的多，但王邕、曹干他们心里清楚，梁蜀之间的力量对比，实际上发生极大的变化，天平彻底往梁国倾斜过来。

当然，即使沈漾遣私吏薛若谷秘密赶到成都府见王邕、曹干等人，希望能与蜀国联手中断与梁国的商贸往来，中断梁国继续通过倾销商货，从楚蜀两国吸血。

即便王邕、曹干等人对日益强大的梁国越发警惕，但说到直接撕毁盟约，他们也深知其中的风险有多大。

当年借助韩谦用谋，将王孝先、赵孟吉七万精锐蜀兵封锁在关中，王邕才成功发起兵败，继而坐稳蜀主的位置，这些年也招募健勇，新编十二万禁军分驻各地。

不过，他们心里清楚，新编的十二万蜀禁军，不要说普通兵卒了，从高级将领到中下层武将，经历过血腥战事严峻考验的，也是极少。

太上王开创蜀国基业带出来的宿将老卒，几乎都在王孝先、赵孟吉两人的军中。

特别是李知诰率部进入成、武两州，梁军有四条通路与蜀地接壤，这种情形下，王邕、曹干得吃下多大的胆子，才能下决心跟梁国翻脸？

在楚国做出表率之前，他们只能暗中与楚国保持更密切的联系，而对叙州及梁州保持更高度的警惕。

送还蜀将兵卒之事，王邕、曹干他们自然也不会应允，谁知道韩谦会埋下多少钉子渗透进蜀地？

把蜀将兵卒的家小，白送给梁国，增强梁国的实力，他们更不会干。

要说形势发生进一步的变化，那就是在赵孟吉归降梁国之后，韩谦遣李知诰、冯宣、孔熙荣、荆振四路兵马仅用三个月不到的时间，就收复关中……